【学党史】《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21-30集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会。人们记得，上次中共六大还是1928年6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曾经八次决定筹备召开七大，却一再推迟延宕。

中共七大与六大为什么会相隔17年之久？七大为什么被称为中共党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当年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召开动手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在当时的延安，是独一无二的。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一再延期。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为七大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755人，代表全党121万名党员。在会场后面和两侧，悬挂着“同心同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标语，主席台上方正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标语格外引人瞩目。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国民党在重庆也同时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1日，在七大闭幕大会上，毛泽东说，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

紧接着，毛泽东给大家讲起“愚公移山”的故事。为了移走挡住家门的王屋山、太行山，愚公率领众儿孙不顾智叟的讥笑，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终于感动了上帝，派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全体代表对毛泽东的讲话致以热烈的鼓掌。

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后来有代表回忆说，在会上，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笑着说，“我52岁”。

中共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后来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成为毛泽东的经典名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场规模不亚于美国二战时在欧洲战场的大规模军运，在中国迅速展开。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甚至炫耀这次行动“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这场军事调动究竟由谁部署？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阴谋？

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合影。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43天艰苦的谈判，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热烈欢庆抗战胜利，用各种方式表达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由于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在西南、西北，将其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时间。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于8月下旬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但蒋介石却玩弄着“假和平、真内战”的政治伎俩。在《双十协定》公开发表的第二天，他就发布了一条“剿共”密令，要求对共产党“速予剿除”。

照片里的蒋介石满面春风。因为就在这一天，他接到报告，美国海军航空部队三个大队，已在当天同时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三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1946年6月2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在完成各方面准备与部署后，对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

从这组1946年7月国共力量对比的数据不难看出，不论是在兵力、陆地面积、城市数还是人口数上，两党军力都相差甚远。再加上自恃有美国武力的支持，蒋介石公然扬言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面对国共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深感担忧。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一论断，在战争爆发的头四个月便得到验证，人民解放军共歼敌约30万人。在随后4个月里，又有41万国民党军队遭到歼灭。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在《蒋军必败》一文中提到：“我军的每一个胜利，将受到全国各界人民最高的赞扬，……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于我们人民解放军的胜利。”

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问题，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率25万兵力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从全局考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在与敌人转战周旋中继续指挥着全国战场。

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先后住过37孔窑洞。正是在这些纵横沟壑之间的简陋农家窑洞里，毛泽东镇定自若，以“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气势指挥战斗，与老对手蒋介石进行了一场民心、意志与战略的较量。胜利的捷报从各个解放区不断传来。

在山东，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消灭敌整编72师后，又在孟良崮，一举围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三万余人。

在陕北，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捷，歼敌1.4万人，随后在沙家店战役又获大捷。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宣告破产。

1947年3月，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曾自信地说：“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整个中国！”

仅仅两年后，毛泽东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解放战争第一年，人民解放军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112万人，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这是一份1948年2月25日出版的《人民画报》。《人民画报》是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出版的以摄影图片的方式报道国内外重要新闻事件的刊物，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画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期《人民画报》出的是特大号——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这张照片中的两位正是指挥这次行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拍摄这张照片的1947年，刘伯承55岁，邓小平43岁，两人的年纪正好差一轮，都属龙。

毛泽东要的就是一支可以翻江倒海的军队。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6万余人。鲁西南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把目光投向战略价值更为重要的大别山。

大别山，不仅牵制国民党军的长江沿线，更对其指挥中枢造成直接压力。

1947年8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刘邓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提前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相隔千里，关隘重重，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

黄泛区遍地积水和淤泥，步兵、骑兵尚能涉水渡过黄泛区，但炮兵就困难了，能像这样人拉马驮蹚过去的重武器极少，大部分榴弹炮和卡车被就地炸毁。等部队渡过黄泛区，清理装备时才发现，多少年积攒下来的家当已经所剩无几。

蒋介石曾错误地认为刘邓大军是“北渡不成而南窜”，等刘邓闯过黄泛区，继而向汝河进军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他紧急调来军队驻守汝河南岸，阻击刘邓大军。

刘伯承就是在此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命令部队片刻不停，强渡汝河。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不到24小时，刘邓大军共有4万多人渡过了汝河。

过了汝河还有淮河，8月的淮河正值雨季，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北岸。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过淮河，刘伯承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这就是机会呀!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真是天助我也!”

8月27日，刘邓大军经过20天的千里挺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

“刘邓大军真勇敢，渡河反攻鲁西南大捷，歼敌六七万，蒋介石正在手忙脚又乱，我们又挺进了大别山。”

这首军歌就是创作于这20天的行军路上。当时，一个电影拍摄小组也一路跟随刘邓大军，留下了为数不多却弥足珍贵的镜头。

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20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在中央统一部署之下，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刘邓大军扎根大别山，在黄河与长江之间形成“品”字形。加上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战场、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山东战场两翼钳制，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转变。

很多年后，当有人问起这段经历，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二野挑的是重担，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完成了任务，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

这张照片正好拍下了当时一个站岗的场景，1947年冬季的大别山，气温都在零度以下，这两个解放军战士还穿着单衣，为了御寒，他们一人披了一条被子，被子裹不到腿，于是下半身取暖的任务就只能交给稻草了。

谁能料想，正是这样一支连棉衣都没有的部队，仅仅两年以后，就在举世瞩目的淮海战场，取得决战的胜利。

河北，西柏坡。

这座土坯垒就的平房，就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作战室。在这里，毛泽东总共发出了197封电报，指挥调动着在各大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数百万人民解放军。

一封封简短的电报，如何调动千军万马，决胜千里之外呢？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历史的天平开始倒向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边。此时，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03万人，而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仅为55万人，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地区。

毛泽东从全国战局出发，作出了夺取连通东北、华北的要冲锦州，“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部署。9月12日，林彪、罗荣桓率领东北野战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

10月15日，经过31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沟深城固的锦州换了主人。东北局势因此发生急剧变化，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解放军主力回师辽西平原，仅用两天时间就消灭了廖耀湘兵团的十万人马。随后又乘胜追击，歼灭沈阳、营口守敌，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敌47.2万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军事力量对比。

东北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去，以徐州为中心、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又将国共双方的较量推向高潮。

徐州以东的碾庄，是淮海战役打响之后的第一个主战场。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1948年11月6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把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围困在碾庄。蒋介石急令增援,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上增加到80万人。11月16日，党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约60余万人。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将被压缩在不到10公里包围圈内的黄百韬兵团全部歼灭，击毙兵团司令黄百韬。

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协同作战，将全副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12万人包围并歼灭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生俘兵团司令黄维。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等少数人逃脱。历时66天，歼敌55.5万人的淮海战役宣告结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交织进行的，战局瞬息万变，这段时间的毛泽东不知疲劳、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毛泽东为平津战役制定的作战方针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12月22日，解放军对新保安发起总攻，国民党傅作义集团中战斗力最强的35军全军覆没。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向拒不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进攻。经过29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傅作义最后接受了和平改编条件，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142天的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毛泽东以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及时抓住战略决战时机，正确选定决战方向，制定出各具特点的作战方针，有力地保证了这场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及所属机构即将向北平进发。

毛泽东却仍然安坐在那张半旧的躺椅上，翻看着一本书。秘书轻声催促道：主席，大家都准备好了。毛泽东站起身，把手里的书交给秘书说：“这本书你带上吧！”

是什么书，让毛泽东在这样的重大时刻依然不忍释卷？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又在思考什么问题呢？

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时刻，毛泽东想起黄炎培和他在延安窑洞里那段“如何跳出兴亡周期率”的对话。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复杂的。

这段时间，他重读了郭沫若1944年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对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作了总结。当年一经发表，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1949年3月5日，这天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会场设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是临时搭建的中央大伙房。

摄影师把机器架在门口一侧，两天的拍摄留下了包括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从全国各个战场赶来的彭德怀、邓小平、贺龙、聂荣臻、习仲勋等人的影像资料。

参加会议的委员们都会掀开门帘步入会场。会场大门口这个棉布门帘儿，成为了影像记忆中七届二中全会的符号。

下午3点左右，毛泽东面带笑容走进会场。在会议开始后，他首先作报告。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眼下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并计划在四、五月份占领南京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毛泽东挥着他的大手向全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6条规定。

在讲话的最后，毛泽东用坚定的语气说出了对全党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的提出，为即将执政的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成为“跳出周期率”“不当李自成”的铮铮誓言。

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十天后，中共中央机关及所属机构即将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临上车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三年三次大搬家，都选择了早春三月。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离开米脂杨家沟，东渡黄河向西柏坡进发；今天又是3月23日，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了二十八年。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怀着敬畏，带着理想，进军北平，走进考场。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描绘了新中国的美景，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对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对新中国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北京香山南麓苍松翠竹之间，掩映着一座古朴幽静的院落。1949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这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这里成为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

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毛泽东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

这次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的工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怀仁堂内，群贤毕至。洋务运动的亲身经历者、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辛亥革命的元老、国民革命军的起义将领，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企业家和文化名流济济一堂。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在一个时期内起着新中国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后，全体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宣读碑文后，亲手执锹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28年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开启了新纪元！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1950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气氛热烈，四十多万群众共同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生日。

然而，当天晚上的中南海里灯火通明，气氛紧张。丰泽园内，毛泽东来回踱步，一支接着一支吸烟，彻夜未眠。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毛泽东无法入眠？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大业。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值此紧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在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连续发起五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体系，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称赞志愿军将士为“最可爱的人”！

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争环境，志愿军将士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略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开展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骄横而愚蠢的对手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是什么让这些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炮火中，一步都不后退。但对“最可爱的人”来说，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用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群体。他们中有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为战友冲锋开道的黄继光，有烈火烧身岿然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第一批入朝参战，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

当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

19万7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美援朝战争以伟大的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用生命凝成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是1950年5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写给在湖南老家的姐姐刘绍懿的一封信。

刘绍懿在土地改革中被定为地主，写信给弟弟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刘少奇接信后，没有利用职权为姐姐说话，而是回了这封信给她，详细解释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政策，教育她告别封建剥削生活，自力更生。

刘少奇在信中这样写道：“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

此时，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正在拉开序幕。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样的画面成了旧中国农民苦难生活的典型写照。他们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梦寐以求能够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然而，广大农村中70%至80%的土地掌握在占农村人口不过 10%的地主、富农手里，贫雇农和大多数中农终年辛勤劳作仍难以维持生计。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1947年10 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到1949年6 月，解放区 2.7 亿人口中，有 1.51 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有 1 亿农民分到了大约 3.75 亿亩的土地，同时还分到了从地主阶级手中没收的粮食、住房、衣物、农具、牲畜等财产，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迅速得到显著改善。

在开国大典欢庆的人群里，这些农民发自内心的喜悦被永久地记录下来。根据当年的人口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 5.4 亿总人口中，有将近 5 亿生活在农村，而拥有 2 亿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因此，继续推进土地改革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

1950 年 6 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公布施行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提出保存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土地，限制没收地主财产范围等，以保护中农和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地改革阻力，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从 1950 年秋天起，土地改革在广大新解放区全面展开。派往农村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每年达30万人以上——机关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都报名参加土改工作团，以巨大热情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中。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从前一无所有的贫雇农，他们把土地证当做宝贝，一直珍藏下来。

到 1952 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全国近 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 7 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3000万吨以上的粮食的地租。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村到处是一派兴旺气象。

同1949年相比，1952年粮食产量增长44.8%，棉花增长193%，油料增长64%。

分到田地的农民在地桩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春雷一声平地起，斗倒地主分田地。农民翻身心欢喜，感谢恩人毛主席。”

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它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1954年秋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在赶制一个模型。

上面这几个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出自这一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那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呢？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加强国家政治、法律上层建筑领域建设，更好地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成为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1953年1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主席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紧张有序的筹备。

为了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普选在全国各地展开。

在民国初年，还只有少数有钱人能拥有选举资格。而这一回，全国人民都能以自己庄严的一票，行使他们的选举权。

中南海也设立了投票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来到投票站投票。

这是毛泽东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同样领到证书的，还有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代表。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乘专列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毛泽东亲自挂帅，做一项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千秋基业的大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毛泽东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他认为，制定本国宪法，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

1954年2月24日，毛泽东致信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提交“二读稿”。两天后，提交“三读稿”。落款处的时间，都是“上午二时”。

2月28日和3月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宪法草案的初稿“三读稿”。3月12日、13日和15日，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于3月9日提交的“四读稿”。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准备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

3月23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和宋庆龄、李济深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对宪法草案的初稿组织讨论修改。

经过81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宪法草案刊登在1954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提交全国人民公开讨论。

一时间，讨论宪法成为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历时近三个月，全国1.5亿余人参加了讨论，共提出了118万多条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和问题，由各地党政领导部门及时上报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认真讨论、再作修改。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北京中南海怀仁堂，1200多位各地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带着六亿中国人民的嘱托，步入会场。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大会依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小燕子，穿花衣……，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

上世纪50年代，一首电影插曲传唱大半个中国。

“大工厂”“新机器”正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年，就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毛泽东说，从1953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他形象地把工业化比做鸟的主体，但是要飞上天还需要一对翅膀。这对翅膀是指什么？它又将带来怎样一场影响中国至深的社会变革？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为“一化三改”。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两者只有同时并举，才能展翅飞翔。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大改造中列为首位。主要办法是通过自愿和互利原则，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1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强调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1953年12月，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合作运动稳步前进。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经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地进行。国家坚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利。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在1953年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1950年5月，《人民日报》两次报道上海私营棉纺企业经营状况，他们大多负债过多、困难特重，一时无法做到保本。其中，申新纱厂的名字多次出现。

申新纱厂是荣氏家族的产业，在资本家最为集中的上海，荣氏家族被称为工商界第一大户。新中国建立后，年轻的荣毅仁接手了这些面临破产的企业。1950年，为企业生存考虑，荣毅仁提出为国家加工订货的办法。1954年，他又率先申请与政府公私合营。

从1954年起，国家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底，国务院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加快了改造私营工业的步伐。1955年年底，毛泽东约见工商界代表人物，亲自给他们做工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走向更富更强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语，使仍然心存疑虑的资本家纷纷下定决心，接受改造。

1956年年初，全国各大城市出现公私合营的高潮。国家通过分红和支付股息的方式，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成功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在1956年的初春，为庆祝三大改造迎来高潮，新中国举办了历史上第一届“春晚”。

“随着农业合作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也提前到来了。”

1956年1月15日，北京率先完成三大改造。到1956年年底，三大改造仅用四年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